有关中梵建交的一点思考

先放结论:中梵短期内无可能建交

这个短期大概在6—18个月(从2016年1月算起)。至于中梵建交的可能性,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困扰:

一、自选自圣。

梵蒂冈无任何可能放弃圣统制来迎合北京,而北京也几无可能放弃自选自圣来否定自身的合法性。双方博弈的最终结果便是现在的“先选后圣”,即自选后向梵蒂冈备案,经梵蒂冈批准后再行祝圣。这样做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达到了世俗和神权的互不侵犯,但这会造成两个问题:

1、如果一味放弃“圣”的权力,则造成了事实上的梵蒂冈神权被褫夺;而一味放弃“选”的权力,则会造成中共对教会掌控的不足。目前看来,依旧是北京占上风,所谓的“备案”,不过是被选主教的私人行为而已,北京只是“不阻拦”,远未达到“接受”,更毋庸说“配合”。这便带来第二个问题:

2、合法主教与非法主教的分歧。

合法主教在与非法主教共祭时,只能有两个选择:参加或退出。如果选择参加,那么便面临圣事非法的危险,甚至可能触犯1382条的自科绝罚;如果选择退出,那么无疑是宣告对北京的反抗。

自选自圣问题将是中梵建交最大的障碍。

二、台湾问题。

圣座作为主权实体,是欧洲至今唯一同台湾“中华民国”政权保持“邦交”的国家(联合国观察员国)。北京在处理中梵问题时,不可避免地要顾及台湾。

自马氏上台以来,由于奉行“外交休兵”、“不统不独不武”、“活路外交”等妥协政策,不与中共正面对抗,重拾九二共识,让北京在很多地方予以了相当的克制和让步。最显然的便是台湾所谓的“护照免签国”,如果没有北京的默许,这是不可能发生的。2013年,冈比亚政府突然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北京对此甚至表示“愕然”,且并没有着手与冈复交。显然北京卖了台北一个极大的面子。不过绿营重新掌握政权以后,北京是否会通过外交手段对台北予以敲打,暂时还不确定。

而教廷则素有“不主动断交”的惯例,对梵蒂冈来说,“不过是把大使馆从台北搬到北京”,但是北京必然会要求梵蒂冈做出“与台湾‘断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等表述。梵蒂冈会否打破惯例,或者北京会否像在与法国建交时采取妥协策略,也都是未知之数。

三、地上教会与地下教会的矛盾。

地下教会自诩“忠贞教会”,有些地区现几已到了逢中必反的地步,大大丧失了其牧灵本质。教会问题高度政治化的结果,便是地下教会将会为了反对而反对,甚至相反梵蒂冈的政策。

一些地下教会的成员,或出于私利,或出于错误的理念,即便地上主教为合法主教,依旧恐吓甚至威胁信徒,阻止他们参与其实合法的弥撒。这也是中共一直想要取缔地下教会的原因之一。

而一旦中梵建交,正权主教几乎无疑问大部分将会由地上教会主教承袭。此时如何处理原地下教会“长老”的反弹?如何向地下教会“忠贞者”解释地上教会的合法性?如何安抚自诩“忠贞”的信徒所作出的种种“牺牲”?甚至如何向地下教会证明梵蒂冈并未同中共“同流合污”?这些正是昔日梵蒂冈埋下的种子将要长出的果实。

四、天主教问题/中梵问题是否是中共亟需解决的问题?

我国的宗教界人士,尤其是信徒,似乎都有一个普遍的“通病”,就是有意无意地拔高本宗教或宗教问题在中共心目中的地位。

但事实是,宗教问题在中国土地上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作为民族问题出现的,没有民族基础的诸宗教,始终不是中共在处理问题时考虑的首要因素。

非常显而易见的一个证据,就是管理诸宗教的宗教事务局,仅仅只是一个副部级单位。对口宗教的统战部历任部长,解放后没有一位进过政治局常委。(唯一的例外似乎是李维汉,但他是1927—1931年任的常委,新中国成立后任统战部部长,未再成为常委)

五、梵蒂冈是否亟需在中国培植信徒?

中国的土地并没有宗教势力的土壤,龚品梅以后,境外势力也不再掌握任何宗教资源。所以宗教能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并不大。包括最近(2015年下半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浙江十字架强拆事件,事实上也不过是拆除违章建筑而已。

因此,梵蒂冈是否需要花大力气在本身无神论倾向就十分明显的中国发展信徒,还是一路向南,在宗教势力更肥沃的拉美、非洲地区传教?

六、对其他教派的影响。

新教教派原本各行其是,三自后不得不被迫共融。天主教全面合法化以后,中共将如何处理新教问题?

如果梵蒂冈可以通过谈判与北京谈妥天主教的定位,那么圣公会、浸信会、安息日会是否都可以如法炮制,以宗教为理由同北京展开谈判?如此再来,佛教是否可以?道教是否可以?这样一来北京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但如果仅允许天主教通过谈判来确定定位,那么又是不是将天主教同其他宗教剥离开来,制定完全不同于其他宗教的新宗教政策?这样一来,是不是又变相地承认天主教相比其他宗教“更高等”?

此外,中梵的建交,将对香港教区的陈日君枢机的历史定位、台北总教区及台湾地区主教团的从属关系,都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最后讲一讲中梵火速建交的可能性。

甲、梵蒂冈迫切希望同北京发展外交关系。

梵蒂冈同其他中华人民共和国未建交国最大的区别,在于经济利益。现在未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几乎全部为经济落后的小国。台湾问题则是这些小国的筹码,视情打“台湾牌”或“大陆牌”,便可以两边讨好处。

自马氏上台以后,北京明显改变了对台策略,自此同陈水扁时代的“烽火外交”相比,这些小国发现“台湾牌”不灵了。同时,这正好免除了北京的一大烦恼——往后再想同北京建交的,都是相中了中国大陆的经济高速发展。这也免除了“台湾牌”的后患。

而梵蒂冈同这些小国最大的不同,便是梵蒂冈对从中国手中攫取经济利益的兴趣不大。同时,由于梵蒂冈元首选举的特殊性,导致其外交政策差别会非常大,没有连续性。在任的方济各教宗陛下,显示出了同中国建交的极大兴趣,但是在他任内能否完成此举,而建交议题会否人亡政息,这些都不得而知。

乙、北京希望通过外交手段严厉地敲打台北。

丙、北京和梵蒂冈在祝圣主教问题上达成空前一致。

如果同时满足以上三个条件,中梵有望在18—24个月内建交。但是对此,我持绝对的怀疑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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